但是自4月中旬開始，由于停了一年半的IPO重啟，上海綜合指數開始下跌，特別是近幾天，其跌幅更大。有人估計，由于IPO重啟的預期，A股市值已經蒸發1萬多億元了。

　　對于IPO的整個形勢，我不敢妄加評論。先來看看已經上市的LED企業，對于這些企業而言，他們對于IPO的重啟關注度很明顯是低于未上市的企業。畢竟已經上市，再怎么關注對他們的意義和影響也已不大。不過從行業發展和業內上市企業的增加情況的角度出發他們也會適度關注以考慮對他們的影響。再來看看已經過會的LED企業，對他們來說，IPO重啟無疑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IPO一朝不重啟，他們就會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負擔無法減輕，與上市有關的任務進程也會被拖緩，影響企業的正常發展。隨著IPO的重啟，已過會企業的發展得以繼續順利進行下去。

　　但是為何市場對國內股市IPO的重啟會如此沒有信心，是擬上市的公司過多，市場沒有足夠的承接能力嗎？是市場預期擬上市公司“圈錢”更為嚴重，投資者只好逃上策嗎？是近期所出臺的股市改革的政策沒有切中要害，投資者對股市改革沒有信心嗎......

　　就整個的LED行業而言，IPO的重啟的確是意味著有更多的優秀LED企業進入上市公司行列，促使LED行業的快速發展和洗牌。如果企業能夠上市，那么其在品牌和資源、融資方面的優勢和未上市的企業相比將更加凸顯。然而，近觀這兩年的股市狀況，LED上市企業的表現并不突出。由于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并不成熟、不健全，再加上行業狀況不穩定，上市企業經營不佳等原因，導致了超募資金過高、市盈率過高、發行價過高等問題的出現。當然，這樣的情況同樣也出現在其他行業中間。究竟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呢？

　　就當前中國金融改革來講，其實金融就是對信用的風險定價。不同的信用關系就有不同的金融產品、金融市場及金融工具。不同國家的金融市場結構完全取決于不同的信用關系。對于歐美發達的市場經濟來說，各國金融市場結構不同就在于各國的信用基礎制度不同。而信用就是企業、個人及政府的承諾。而這些承諾不僅與經濟條件和社會環境背景有關，也與一個國家的文化特質、政治法律制度、個人人格及意識形態方面等有關。

　　這就使得信用既有人格化的信用也有非人格的信用。人格化的信用既與個人人格有關，也往往由特殊的權力結構來確定。非人格的信用則是由市場長期演進發展而來。因此，中國市場的信用關系及信用的擔保方式是與歐美國家完全不一樣。為何許多現代金融市場、金融工具及金融產品進入中國后會水土不服？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國的信用基礎制度與歐美發達國家不同。可以說，當前中國金融市場的信用從來就沒有擺脫過政府隱性擔保的窠臼，而歐美發達國家的信用則是由市場長期演化而成并由成熟法治來保證的非人格化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