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典型的表現是他不再抱怨，既不再抱怨游戲規則不公，也不再抱怨民企生存環境惡化。當吉利從一個臺州的民營小廠迅速壯大為坐擁沃爾沃和吉利兩大汽車品牌、營收破千億的國際化汽車集團時，曾被媒體定格為“草根企業家”的李書福在格局觀和涵養上也實現了驚人的逆襲。

　　當然，在遭遇不公或者陷入困惑時，李書福也會提出意見，但在方式和方法上明顯比以前“講究”。如今的他不再直抒胸臆，媒體報道也極少出現諸如“炮轟”這樣極具攻擊性的字眼，他變得溫和、理性且建設性。

　　“十八屆三中全會釋放的改革信號是好的，黨中央的政策是陽光普照的，只要我們沿著黨制定的路線和方針前進，就一定能邁向成功。”12月21日，在北京國際飯店某會議室內，作為企業家代表發言的李書福如此總結，臺下的聽眾既有企業家，也有中央部委高官，其中就包括曾主管工業的原國務院副總理、曾任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的曾培炎。

　　曾培炎的現任職務是被譽為中國經濟決策最高智囊機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簡稱“國經中心”）理事長。作為該機構主辦的“中國經濟年會”的受邀嘉賓，李書福已是第三次登上這個講臺。

　　參加國經中心每年舉辦的論壇，是李書福從更高層面聆聽國家經濟和改革信號的官方渠道之一。不可否認的是，李書福還有“私心”，他的“捧場”也是為了感謝曾培炎一貫支持吉利造車的“知遇之恩”。

　　14年前，當李書福喊著“請給民營企業造車一次失敗的機會”，為一紙轎車準生證四處奔走時，時任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國家計委）主任曾培炎在對浙江民營企業進行考察時告訴李書福，“我不反對吉利造車”。這句話后來成為李書福為造車不惜“上下求索”的動力。

　　創新有風險

　　“我們可以這樣去理解李書福剛才的發言，很多時候中央頒布的政策是極好的，企業家和老百姓聽完都覺得很溫暖，但往往一到中間執行環節就走樣，這是大家都擔心的問題。”聽到主持人對其發言的復述，李書福覺得自己被理解了。“現在，很多企業家感受到的是，政策邊界比較模糊，這樣不利于企業隨心所欲地發揮創新精神。”坐在經濟觀察報記者面前，李書福對其剛剛的發言做了進一步解釋。

　　李書福認為，盡管改革仍在持續深入，很多政策也較以前有較大的改觀，但離真正的市場化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精神還有差距。其中，企業家最大的困惑就是，對于不清晰的政策邊界設定感到無所適從，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企業的創新精神，“這個邊界到底在哪里，現在看還比較模糊，需要政府拿出負面清單。”

　　作為草根民營車企掌門人，李書福曾多次被媒體問及：“中國為何難有特斯拉這樣的創新型汽車企業？”他會反問：“13億中國人只允許8個人、10個人可以玩兒，能創造奇跡嗎？”

　　在李書福看來，政策將汽車行業的準入門檻提得太高，動輒數十億元的投資將很多民間資本擋在門外，無形中扼殺了汽車行業的民間創造力。

　　這個產業政策是十年前制定的，但至今仍在指導著當下中國汽車產業的發展。李書福認為，汽車產業政策是指導一個行業的游戲規則，但在邊界劃定上的“指導性意見”卻并不清晰。在中央明確提出“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大背景下，執行了十年的汽車產業政策也要“與時俱進”。

　　比如，2004年出版的《中國汽車產業政策》并沒有明文禁止行業外資本進入汽車業，但卻對投資額度和技術儲備提出了嚴苛的“附加條件”。“不是說不能搞，但實際上哪個人按照產業政策能搞成？沒有。”李書福就被中國汽車產業政策“搞暈”過兩次，一次是上個世紀90年代末，吉利作為首批嘗試進入汽車行業的民企卻拿不到一紙“轎車準生證”，李書福不得不發出“請給民營企業造車一次失敗的機會”的吶喊；第二次則是吉利100%收購沃爾沃后，李書福對產業政策不能認定沃爾沃的“自主品牌”身份感到困惑不解。“沃爾沃是中國企業旗下的世界級豪華汽車品牌，可是現在政策不承認啊，是不是？這個全世界都在笑話啊！按照我的理解，沃爾沃就應該是中國的企業，應該享受中國企業的待遇。”在李書福看來，沃爾沃被吉利收購卻仍被產業政策當成外資品牌對待，是相關產業政策被僵化執行的結果，也讓勇于“走出去”的本土汽車企業心生忌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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