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看來，一方面中國政府強調不依賴“外人”，另一方面國際合作又成為中國自身創新能力不足時的“稻草”。這就體現了中國的“技術民族主義”務實靈活。

“技術民族主義”這一說法是美國學者羅伯特˙萊許1987年率先提出的。但這一概念對今天的中國有什么意義?

萊許當時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國應該采取措施，以防以后技術突破的機會被日本人奪走。這種觀點就是“技術民族主義”。

萊許從美國角度出發，認為霸權國家應保護其技術前沿地位。政治學學者隨后對這一觀點進行演繹。有學者把“技術民族主義”定義為：相信技術是國家安全的最基本條件，必須實現技術本土化才能讓國家富強。這與“技術全球主義”正好相對——全球主義更多把技術看成國際合作的機會，而不是國際競爭的焦點。另外，不少學者把“技術民族主義”概念與正在崛起的亞洲國家聯系起來，稱“技術民族主義”是亞洲國家破除對西方技術依賴的一種愿望。

那么，中國有沒有“技術民族主義”呢?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克勞福德公共政策學院學者安德魯˙肯尼迪發表論文《中國找尋可再生能源：務實的技術民族主義》，從能源領域分析了中國的“技術民族主義”。

肯尼迪認為，中國技術發展的“拐點”在21世紀頭十年。此前，政府提出建設“國際創新體系”，主要集中力量在基礎研究和高等教育，為推動國外高科技企業進駐引發技術“讓渡”，在高科技領域政策開放。隨后，從2002年制定、2006年公開發布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中可以看出，中國力爭發展自主技術，特別是在“對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領域”。

這份文件強調了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并指出：不能指望他國提供先進技術，要求加強“自主創新能力”。不過，文件也提到國際合作對中國技術發展的意義，如國內外大學開展科技合作、中國企業設立海外研發中心等。肯尼迪認為，這份文件正是中國版務實靈活的“技術民族主義”。

在肯尼迪看來，一方面中國政府強調不依賴“外人”，另一方面國際合作又成為中國自身創新能力不足時的“稻草”。這就體現了中國的“技術民族主義”務實靈活。而這種務實靈活在支持國內新能源企業的過程中，體現得非常明顯：中國既沒有那種全面依賴國際合作的技術發展，也沒有“死硬技術民族主義”政策。

在《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中，“清潔能源”位列重要領域之中。清潔能源指的是“新可再生資源”，超越了傳統水利發電等領域，提出更高的科技要求。

例如，在風能領域，由于成本過高，直到2003年中國才開始啟動大規模風力發電項目，但明確要求在風力發電站至少采用50%本地化技術，隨后這一比例升至70%。所謂“本地化技術”，指的是在中國境內生產的設備。隨后幾年間，中國企業在國內風能市場的份額迅速增長。2004年，中國所有風力發電站中四分之三的渦輪是外國生產的，2010年中國企業控制了85%的市場，在全球渦輪市場也占據重要位置。在中國政府的本地化技術要求下，不少外國企業在中國設廠生產渦輪或其它設備，或依賴中國企業提供的折本。

另外，中國從2008年開始向國內渦輪制造商提供670萬美元至2250萬美元不等的補貼。

類似以強制標準和補貼支持技術發展政策，極容易在國際市場引發不滿。美國曾先后就中國的本地化設備要求和政府補貼投訴至世界貿易組織。在這一過程中，中方也就美國等方面“貿易保護”的指責進行一定回應，削減部分補貼政策，體現了中國“技術民族主義”在這一議題上的“務實靈活”。

但中國政府支持國內企業發展的立場并沒有改變，最新關于光伏產業的國際糾紛讓中國與美國、韓國、歐盟“對簿公堂”，但中國的立場似乎強硬起來，采取了在葡萄酒領域指責歐盟反傾銷等報復性措施。

肯尼迪認為，以清潔能源為例，中國所采取務實靈活的“技術民族主義”表現得非常明顯，即不放棄自主創新、提升技術能力的機會，但同時不關上國際合作的大門。也正因如此，中國在稀土等高科技原材料出口上的政策，在“智能電網”等技術標準，以及支撐戰略新興產業的大規模方案，都可能成為中國在國際市場上與其他國家發生沖突的焦點。

在這份研究的最后，肯尼迪提出中國“技術民族主義”值得深入探討的幾個問題。第一，中國的確需要國際技術合作，應如何平衡“技術民族主義”目標與國際合作的關系?第二，中國在其他領域的“技術民族主義”呈現什么樣的狀態，如信息與通信技術等領域?第三，“技術民族主義政策”與中國經濟與外界存在較高程度相互依賴之間的關系。最后，中國“技術民族主義”背后的動因值得探索，是否與中國文化或近代歷史上遭受列強欺壓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