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歐盟執委會推出光伏“雙反”初裁提議，擬對中國太陽能電池板征收平均為47.6%的懲罰性進口關稅，并將于今年6月6日正式公布初裁結果。對于焦急等待歐盟“宣判”的中國光伏企業而言，這一初裁結果無異于“晴天霹靂”。因為一旦初裁最終通過，大多數企業只能被迫退出歐盟市場。在海外市場基本被關閉后，國內分布式光伏則被許多人視為拯救中國光伏業的“救命稻草”。

　　但不少業內人士表示，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羸弱的中國分布式光伏市場要想承擔起拯救中國光伏的重任，仍將是“不可能的任務”。

　　滅頂之災

　　“從以往歐盟制裁的歷史推斷，針對中國光伏的終裁結果與初裁基本會是一致的。一旦終裁最終通過，將給中國光伏企業帶來‘滅頂之災’。”中投顧問能源行業研究員任浩寧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數據顯示，歐盟早已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場。2011年全球光伏市場需求約30.39吉瓦，其中歐洲市場為22.41吉瓦，占比高達73.74%。

　　在歐盟啟動“雙反”調查前，超過70%的中國光伏產品銷往歐洲市場。2011年中國光伏組件對歐洲市場出口額高達210億歐元，占當年國內光伏組件企業總產值的50%以上。

　　“如果歐盟終裁通過，將對英利、尚德等國內光伏巨頭帶來嚴重影響。其實在去年調查啟動后，負面效應就已出現。之后裁決正式生效后將涉及到具體稅率和企業，屆時這種影響將被推到極致。”任浩寧說。

　　其實，對歐盟而言，“雙反”是一場“損人卻不利己”的貿易制裁。

　　中國可再生能源協會副理事長孟憲淦指出，長期以來，中國從德國等歐盟國家進口原材料和設備，加工后再以相對低廉的價格出口歐洲，這對推動當地清潔能源的發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目前，中國出口歐盟的光伏組件價格比國際價格平均低30%左右。在孟憲淦看來，國內企業賺的只是加工環節的辛苦錢。“歐盟購買廉價產品的同時，卻認為中國企業影響了他們企業的經營，甚至導致其破產，這是完全站不住腳的--經營不善是歐盟光伏企業自身管理的問題。”

　　中商情報網產業研究院能源行業研究員徐思聰也表示，如果初裁提議最終通過，將會使歐洲光伏裝機成本上升，“對歐盟而言，也會帶來不小的影響”。

　　孟憲淦指出，這場“損人不利己”的不正當貿易制裁，歸根究底是為了抑制中國新能源產業的發展。

　　據悉，當前中國與歐盟核心國--德國關于光伏“雙反”的溝通與磋商仍在繼續。因此，任浩寧認為，也不排除由于德國的影響力，歐盟在最終的裁決上將“放中國光伏一馬”。

　　拯救力量不能過度夸大

　　為擴大國內市場，中國政府在歐盟啟動“雙反”調查后推出多項扶持政策，尤其是旨在推動分布式光伏而頒布的一系列措施。

　　比如，從過往光伏“并網難”到獲得國家電網的“大力支持”，政府支持分布式光伏發電的決心可見一斑。但也有專家指出，從目前的情形來看，分布式光伏很難充當“救世者”的角色。

　　在2012年國家能源局發布的《太陽能發電發展“十二五”規劃》中指出，到2015年分布式發電與大型電站裝機規模均為1000萬千瓦。由此可見，今后分布式發電與大型電站的發展比例將旗鼓相當，因此業內人士指出，當前不能一味凸顯分布式的重要性。

　　“分布式發電對整個光伏產業的拯救力量不能被過度夸大。”徐思聰說。

　　任浩寧也認為，未來10至20年，分布式光伏發電將是中國光伏行業的有益補充，但并不能成為發展的唯一重點。

　　由于補貼政策制定合理且行之有效，目前德國已成為全球分布式光伏發電最成功的國家之一。截至2011年年底，德國光伏發電總裝機容量為2,470萬千瓦，其中分布式發電系統容量占比高達80%。

　　如今，中國的分布式光伏發展戰略明顯有著復制“德國模式”的意圖，但是由于國情與資源分布情況的不同，這種簡單的復制在中國很難獲得成功。

　　從資源分布來看，中國光照資源主要集中在西北、華北、東北等地，集中度較高；而由于受溫帶海洋性氣候的影響，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各國的太陽能資源并不集中也不富裕。

　　“德國要建設大規模光伏電站并不現實，所以該國光伏行業一開始發展就以分布式為主。中國由于資源相對集中且豐富，比較適合發展大規模光伏電站。”任浩寧說。

　　孟憲淦也指出，德國的土地與住宅屬于私人擁有，發展分布式光伏非常便利。而中國受土地所有權的制約，個人安裝分布式設備通常需要征求相鄰業主的同意，難度很大。

　　如海（化名）是中國首位申請私人分布式光伏并網“吃螃蟹的人”。按照大型電站1元/度的光伏上網電價，他要想收回成本大約需要8年時間。但國家電網相關負責人告訴他，在項目沒有通過國家發展改革委核準的情況下，只能按照0.4元/度的脫硫煤上網電價進行結算。

　　如海說：“我家3千瓦的小項目要申請1元/度的補貼，竟然需花費約50萬元的各種費用才能通過發改委的項目核準，簡直匪夷所思。”

　　如海的遭遇只是目前中國分布式光伏發展各種障礙的“冰山一角”。“近期關于分布式的各種政策由于較為宏觀、以致于難以實行，再加上商業模式的缺失等，使得政策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徐思聰說。